股票配资服务中心也是烫手山芋——江南盐运、关税、漕运

湘军余脉的最后定盘星：刘坤一在废立风波与东南互保中的两次力挽狂澜

湖南新宁，山里雾气重，早晨鸡叫得比别处早。刘家的老宅就在县城边上，青砖灰瓦，不算富丽，但书香气浓。刘坤一小时候常被父亲逼着背《资治通鉴》，背不出就罚去挑水。他原本想着考个功名，当个安稳知县，可咸丰年间太平军一路打到江西，他的堂叔刘长佑来信——不是商量，是直接派人带他走，说是“楚勇缺人”。

湘军营里的日子苦得很。那时他才二十出头，一身书生气，被老兵笑作“纸糊的枪杆子”。可几仗下来，他硬是在泥泞里爬出来了，从江西到广西，一路跟着楚勇打硬仗。有一次攻桂林城，雨夜泥滑，他带的人先翻上去，用火铳压住敌楼，这一役让他在湘军中站稳脚跟。后来有人说，“这小子能打，也能记账”，因为战后粮饷清点、百姓安抚，他都干得妥帖，这在只会冲锋的大队伍里算稀罕货。

光绪年间，两江总督这个位子三度落到他手上，还兼管南洋通商事务。这可是肥差，也是烫手山芋——江南盐运、关税、漕运，全系于此。一旦乱了，北京朝廷银根就断。他治政宽厚，但遇事果决，有案牍留存，说他审大案时一句废话没有，却也不轻易杀人。据苏州府档案记载，有一年江海关贪墨案牵连甚广，本来按律要枭首数人，他斟酌利害，只斩主犯，其余革职流放，让地方士绅心服口服。

甲午败后，大清上下像漏水的船，到处是慌乱声。他在南京坐镇，看着日本人的新式学堂和铁轨修到海边，就有些坐不住了。据说1896年春天，在金陵机器局的一次茶叙上，他突然问随员：“若我辈再迟十年，会不会连造枪的人都没了？”随员愣住，那句话后来被记录进《两江备忘录》。从那以后，新式学堂和译书馆开始多起来，这是外界少提的一笔账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宫里的风声传到南京码头工人的耳朵里——要换皇帝？码头上的伙计们只当茶余饭后的闲话，可读书人急了，因为这事儿若真成，不只是北京热闹，全国都会跟着动荡。当时有人劝刘坤一少表态，以免卷入漩涡。但他的奏折还是送到了紫禁城：“废立之议，中外难防。”又亲自北上见慈禧，据传荣禄当面劝他说，“此事已定”，而他只是拱手道：“恐失天下心。”这番阻拦，让光绪虽仍困瀛台，却保住名分，没有引发更大的外交危机。《顺天时报》英文版甚至隐晦地称“两江之意见影响全局”，这是外国记者对他的侧面注脚。

1900年的夏天闷热异常，北京传来的消息却像冰碴一样凉透心：慈禧下诏向列强宣战。不等圣旨抵达南京港口，各国领事已经先找来了，他们怕的是长江口炮台开火、租界遭殃。在上海跑码头的黄包车夫回忆过，那阵子街上的巡捕神色紧张，比往常多了一倍巡逻队伍。这时候，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隔空飞檄，又派密使至汉口，两地很快敲定所谓《东南互保章程》。条款写得直白：保护洋商教会与通商港口，你们别打我们，我们也不动你们。这份协议签好当天，《申报》暗语报道“沪市如常”，但行内都知道，这是刀尖上的平衡术。

结果是显而易见的——八国联军没往南走一步，而苏杭织机照转、广州米市照开。一位英国海关官员私下感叹，“如果没有这种默契，我们可能不得不给更多兵船加煤油”。这一缓，就是几年喘息机会，为沿海工商业保存元气，也为后来新政积蓄财力。有批评者骂他们割据自保，可杭州西湖边卖龙井茶叶的小贩恐怕不会认同，因为战火没烧过来就是最大的福分。

1901年的冬末，他们又递交了一份著名奏折，被称作“江楚三折”：裁科举停武科设学堂奖游学。其中裁撤武科尤其敏感，因为不少绿营将领靠这个出身吃饭。但奏折最终获准，新式教育体系开始替代旧制，这里面有多少博弈，现在史料还理不清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一个从刀丛血影中爬出来的人，会主动推动读书种田的新秩序，并非寻常选择。有老同僚回忆说，“他看重少年习艺胜于练枪。”这种想法放在那个年代，是逆潮流而行的胆识吧。

至于晚年的故事，就淡下去了。据家谱记载，他病逝前几个月，还让人在院中种下一株桂花树，说秋天香的时候请几个学生来吟诗赏月。然而等花开，人已卧病不起。同乡老人讲起这段，总爱摇摇头：“唉，人活几十年，到底图个啥呢？”如今新宁老宅门楣还挂着木刻匾额，上面两个字已模糊，看仔细才认出是“持正”。或许，那就是他的底色吧，无论救谁，也是为了守一个正字罢了。